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标题《“90后”植发,被放大的形象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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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冀宁
文/董冀宁
摄影/宝丁
来植发的“90后”
有些刺眼的无影灯下,大四女生梦琦正在经历一场长达6小时的植发手术——小巧的脸庞连同那双灵动的眼睛全都被一块遮光布盖着,被她认为是先天缺陷的大脑门露在外面。脑门上有一条黑色记号笔画的弧线,这条比她原本发际线低1.2厘米的弧线,象征着她未来发际线的模样。
周围6名医护人员负责对付这一颗脑袋,其中两个人手持植发针,剩下的人有负责麻醉和消毒的,还有观摩的。旁边的一个托盘里放着之前两小时里从她脑后头枕部提取的毛囊,植发手术的医学称呼是“自体毛发移植”,所植入的毛发均取自患者自身,通常是取头后枕部的毛囊,再种到需要的地方,比如头顶或者发际线处,取多补少,追求一种视觉上的平均。托盘里,那些毛囊连着被处理至2毫米的头发,很像一颗颗刚发芽的种子。
两名医生动作娴熟,从夹取毛囊,到种植在前额那条线框出的区域,每一针只需要三四秒的时间,但对于梦琦,这显然不是一桩轻松的差事,托盘里,有2000个单位毛囊等待种植。之前“取发”已经耗费了两个多小时,而“植发”的阶段还要持续同样长的时间。手术是局部麻醉,每植一小片区域都要打一针麻药,除此之外,还要注射生理盐水使头皮膨胀、松软。2000个毛囊单位,意味着梦琦脑门上两指宽的区域,要挨2000多针。
尽管相较于传统的手术刀划口,现在的植发针已经属于“微创”,但手术中,仍然需要有医生不断清理血迹。不是全麻,没办法一觉睡过去,这6个小时显得格外漫长。我在一旁看着她眉毛皱起,在心里权衡她这份罪受得是否值得。
这天上午,在这家医疗美容医院的等候区,当梦琦告诉我,她也是来植发的患者的时候,我着实吃了一惊。区别于那些脑门发亮、乐于攀谈养发经验的中年大叔,她戴一副墨镜,一头棕红色披肩卷发,在灯光下还发亮,怎么看都着实不像有脱发问题。“她的头发本身一直很好,发量也不少。”陪梦琦前来的男朋友钟硕说。钟硕后来告诉我,手术前取发的时候要剃头,他眼看着梦琦后脖颈处的披肩长发被一缕缕剃掉,当时心里有一种美好的事物被打碎的失落感。
梦琦是典型的南方姑娘,五官生得小巧,就是天生大脑门。她学的是建筑设计,一个被戏称为“拿头发换毕业”的专业。熬夜制图、频繁开会,将来工作了还需要经常出差,按她的说法,“从此,关注发际线成了一种职业修养”。从大二开始,受周围同学的影响,她陆陆续续开始购买一些防脱发和护发的产品,但是,最终促使她走入植发中心的,并不是脱发的困扰,而是她接触到医美,想要把自己大脑门的形象改善一下。相比于面部整形手术的高风险和大额花销,植发看似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改变发际线的方法,从而进入她的视野。
之前,遮盖脑门的老办法是留刘海儿,但梦琦并不满意:“遇到大风天以及洗完澡照镜子的时候,难免还是有遗憾。既然有一个方法可以改变你的形象,而不是遮掩,为什么不去改变呢?”于是,趁着读研前的暑假,她走进植发中心。
“植发所承载的功能已经和十几二十年前大不一样了。”姚智晶大夫现在是“科发源”的一位门诊医师。1997年进入公立医院医疗整形科,2003年出来进入民营植发机构,一直从事植发行业。
姚智晶说,整个90年代的社会氛围对脱发是宽松的,大家调侃李嘉诚时会用“聪明绝顶”;看《编辑部的故事》里发际线已经高到头顶的葛优追女主角的时候,也只记住了他的风趣幽默,没人意识到他的形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现在这个时代,头发这一话题所包含的隐喻以及与情绪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显更加复杂。
人们对于植发的消费越发趋于主动。和十多年前往往因为结婚、求职等具体原因考虑改善自身形象不同,梦琦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具体诉求,“之所以挑暑假来,主要是这段时间可以安心在家,不用见人”。
来自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2015到2017年,与植发相关的搜索量增长了114%。2017年植发行业的产业规模达到了92亿元,比前一年的44亿元翻了一番,而今年整个植发产业有望突破120亿元。
其中最明显的增长部分来自年轻人。科发源美容医院院长李兴东告诉本刊,仅仅10年前,植发可能还只是少部分年龄偏大的成功人士的选择,但从近两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目前手术植发者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态势,主要分布在20~40岁之间,其中25~30岁的植发者占总人数的34%,20~25岁的植发者能占到16%,加起来,30岁以下的植发人群占比超过50%。
“整体规模也翻了几番。”李兴东回忆称,往前倒10年,夏天因为容易出汗,很多患者担心伤口感染,属于植发行业的淡季,经常一天连一个患者都没有。但现在,暑假已经被视为争夺学生市场的一个重要节点。大厅里,有专门针对大学生的暑期优惠信息,也能看到大量像梦琦一样的年轻面孔。“仅北京分院,一天就要安排超过50台手术。”李兴东说。
“植发能使我变得完整起来吗?”
“其实脱发的医学问题并不复杂。”首都医科大学复兴医院皮肤科的冯金鸽大夫告诉我,某种程度上,脱发问题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有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约有2亿人受脱发问题困扰,平均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脱发,其中最主要的类型雄性脱发因为与雄性激素分泌关系密切,脱发患者中近七成为男性。
冯金鸽强调,首先,脱发是一种退行性改变,通常从成年开始,人的发量就呈现总体上减少的趋势,而且快慢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无论是调节心情,还是使用护发产品,所起到的只是延缓,而不能逆转”。
“但从趋势上,脱发问题肯定是越来越普遍和年轻化了。”冯金鸽说,“不规律饮食、较大的精神压力,这些因素通过破坏人体的内分泌平衡引发脱发。而频繁烫染、过度清洁则是从外部直接伤害头皮毛孔。”而这些都是当代年轻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2016年,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发布的一份《中国脱发人群调查》显示,中国脱发人群约为2.5亿,以20~40岁之间为主,30岁左右发展最快,比上一代人的脱发年龄提前了整整20年。
植发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从永久不脱发区将健康的毛囊取下,植入缺少健康毛囊的区域。在医疗条件、医师技术过关的情况下,毛囊成活率能超过90%,且不易脱落。对于平时来就诊的患者,改善外貌意愿明显并且口服药效果不显著的,冯金鸽也会建议他们去植发,“从医学的角度,植发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很多时候,面对植发患者,医生所要解决的不只医学问题。
姚智晶说,她20年前刚入行时,人们对于植发技术还充满了不信任,经常有患者在决定植发前,每周坐着车往来于植发中心,旁观、交流,持续两三年之久。但是今天,年轻的植发者们会更迅速地做出手术的决定,哪怕她站在医生角度都觉得没有很大必要。她记得几个月前有个男孩,来到这家植发中心不到一小时,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做手术了。
那天早上8点30分,姚智晶刚坐进办公室,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冲了进来。将近一米九的大高个儿,导医护士都落后他半个身位。男孩脸涨得通红,还挂着汗,姚智晶一度以为他是有什么突发状况需要急救。男孩第一句话就说:“大夫,没预约能安排植发吗?我今天就要做,立刻。”“语气挺冲的。”姚智晶回忆说。
她打量着面前的男生。挺帅的一个小伙儿,头发一眼看上去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不长,像刚理不久,发型师做了一个简单的往中间拢冒尖的造型,整个人更显挺拔。但小伙儿自己一副不满意的表情。
又过了半分钟,一位中年妇女急匆匆追进屋里,她是男孩的母亲。母亲不好意思地向姚大夫解释,小区边上新开了一家理发店,自己在那里办了卡,推荐儿子也去试试,儿子之前的发型都是斜刘海儿往前梳,这次那个理发师坚持认为他适合一种新发型,便把头发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儿子一下子就不干了,“他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觉,这不一大早就跑来了”。
小伙子的情况有点复杂,他属于M型发际线,额头的发际线比两侧略微后退,如果这种发际线再出现脱发的问题就更糟糕了,相比于“地中海式”在头顶或后脑勺位置脱发,这种情况脱发区位于最显眼的前部,就像英国足球运动员鲁尼那样。
但在脱发程度上,小伙子不过属于二级脱发。根据国际通行的脱发标准,在全部七个脱发级别当中,一级属于“没有脱发现象,未成年人的发际线”,而七级脱发则需要移植5000~8000个毛囊单位才能实现恢复正常观感。小伙子的二级脱发表示“正常成年人的发际线,相较青少年时期发际线退后1到2厘米”,对他的年龄来说,也就超前了一两年。
姚智晶判断,眼前这个男孩暂时还不需要植发,他的头发从观感上还没太大问题,问了家族中其他男性也都没有脱发史,这通常意味着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会很快发生大规模的脱发,而18岁,人体的激素分泌水平还在不断变化。“是不是太早了一点,要不就等一两个月,不就又能做刘海儿造型遮一遮了吗?”姚智晶试探着问。
但男孩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我之前查资料很久了,就这个方法好,一劳永逸。”接着便主动询问大夫发际线前移多少合适,男孩的妈妈问了几句手术效果和安全的问题,也没有表示反对。姚大夫也就同意了。最终,一个移植1500个单位、花费3万多元,将发际线前移1厘米的方案被讨论通过。
术前理发的时候,姚智晶注意到男孩的前额都是红的,有的地方还肿了。男孩只说是不小心磕的,等到被推进手术室里,妈妈告诉姚大夫,那都是昨天晚上儿子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对着墙撞的。这事孩子念叨有两三年了,老说自己显老了。本来就青春期,刚开始学校不让留长发,是孩子的父亲专门去找老师说明情况。“他自己那点头发都快成心病了,原来那个刘海儿,谁撩开也不行。”
从医学层面,对一个患者的头皮状况做出医学诊断并不复杂。“通常情况下,用特殊的毛囊检测仪照射一下头皮毛囊,看毛囊处于生长、萎缩还是休眠的哪种状态,再询问一下家族是否有脱发史,10分钟的时间内,基本上就能够得出一个医学上的结论。”姚智晶说。
但是,植发医生和患者的对话往往会持续一两个小时。除了解释发病机理,分析手术过程,这一环节重要的一部分是要听患者讲他生活当中的烦恼,为患者分析植发手术能给他的形象甚至人生带来的改变。有一些问题具有哲学性,比如一位刚经历相亲失败的中年女士曾问姚智晶:“植发能使我变得完整起来吗?”还有人问:“医生,我现在植发能弥补年轻时没能长发飘飘的遗憾吗?”
姚智晶只能依据自己的经验,尝试着理解并克制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一些脱发严重又完美主义的人,她只能遗憾地向他们表达:“对不起,您的情况,即使植发,也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拥有一头浓密的秀发,只能对现有的形象加以改善。”对于那些因此而感到沮丧的人,姚智晶也需要提供一些“心灵鸡汤”。
“去试试烘焙或者插花吧,生活不只你那一头头发。”在这天上午,我听到她对一位家庭主妇这样说。
被制造的千亿需求
很难说脱发焦虑和植发广告哪一个先席卷了中国。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公交站、地铁通道、电梯间,植发广告总是以最简单的画面和文案出现在人们面前——光头谢顶的人缕缕碰壁,生活艰难;而头发茂密的自信人士,平步青云,成为人生赢家。广告文案也直入人心——“上午植发,下午上班!”
与之对应的是,姚智晶医生手里开出的小面积加密和发际线微调的“小”订单越来越多。医美平台新氧公布的数据显示,仅去年“双11”期间,全国各大医疗机构就卖出了1.33万个植发项目。其中,科发源在天猫旗舰店推出的微针植发项目销售额为1141万元。雍禾植发创始人兼CEO张玉则表示,近年来,雍禾完成的手术人次年增幅近100%。
变化的背后有植发技术进步的原因。李兴东院长告诉我,植发市场的规模是从2004年左右FUE(无痕植发)技术进入中国开始逐步扩大的。此前FUT(有痕植发)的方式相当惨烈,患者将会被取下一整条皮瓣,头皮会留下一道疤痕,而且因为疤痕很明显,每次只能从下往上取,没有办法跳着取,出于均匀度考虑,能取的发量也比较有限,“以前2000个单位已经算极限了”。而FUE的新技术直接通过植发针从供体区提取毛囊,减小了创面,患者可以在术后第三天就洗头,这也是现在诸多机构宣称微创的由来。因为是“点取”,FUE的方法提高了种植的均匀度,4000个单位以上的大范围种植和小范围加密、修补成为可能。
而真正主导行业爆发的是资本。2017年下半年,雍禾植发宣布获得中信产业基金的投资,融资额在3亿元左右,2017年投资后估值约5亿元;2018年初,华盖医疗基金投资5亿元战略控股碧莲盛植发。“资本一进来,整个行业的规则就变了。”李兴东告诉我,“原本科发源可能是行业里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品牌,但是雍禾那一年迅速扩张,从体量上超越了我们。”科发源一位广告部的负责人告诉我,相比前几年,“广告投放规模扩大了至少3倍”。
王强当时参与了对雍禾植发的投资工作。他告诉本刊,当时大的背景是人们消费升级,年轻人对自己的整体形象更在意,医美行业迎来了整体爆发。但是因为好几家医美平台都出现了医疗事故,投资机构才逐渐将目光转向了手术风险更低的植发领域。“我们前期曾经先把‘90后’脱发的话题推向市场试水,在一些都市生活类公号上投放,发现大家都很有共鸣,就是现在的年轻一代不会像上一代人那样很自卑地看待脱发问题,反而他们会自嘲、会调侃,然后很愿意解决和改善这个问题,这就是市场的潜力。”
“当时基本上只有一线城市有植发中心覆盖,其他包括很多省会城市在内,植发服务只是整形美容医院的一个医疗项目,很多人是本来想做别的,发现调整发际线有同样的效果,风险还小,才接触到植发。”对于一个垂直领域来说,这意味着植发未开发的市场还很大。后来,王强所在的投资机构委托专业的市场评估服务商对植发行业做了评估,结论是包括医疗植发和整形植发、植眉,这是一个千亿规模的市场。而在当时,整个中国的植发市场规模还不到50亿元。
在梦琦植发的那家植发机构里,墙上挂满了影视明星、政商名流前来植发的照片,若有若无地表达出一种头发与成功之间的联系。姚智晶也会在朋友圈发她给不同患者拍摄的小视频,带着她的解说:“发友们,你们看,这是3个月来复查的,长得多好。”
民营医疗机构历来重视患者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在早期,口碑的积攒是靠着新老患者口耳相传完成的。这些医疗机构会在每周末组织“发友会”,通过发放洗发水、护发产品,刺激新老发友见面。“发友”是他们对彼此的称呼,在姚智晶看来,这个称呼将他们和病患的负面概念区分开来。
而对年轻一代的争夺,则上升到网络世界。在知乎、微博、B站、抖音,甚至淘宝、天猫,各大植发机构都有相应的流量入口,“导诊医生”会抓住每一个劝你植发的机会。
阿浩在一个直播平台上给一家植发机构任“发友大使”,每周固定直播一次。他本身是一位男士护肤博主,这是半年前给他手术费打六折的条件,他需要直播20场,如果就诊的患者报他的名字,他还能拿到提成。每周四晚上8点,他都会打开视频,之前抛给姚智晶的那些问题,如今也抛向了他。
阿浩承认自己有一套话术。通常情况下,他不会说植发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改变,而是植发本身就是一种改变:“你要有意识地去改变自己的形象,你去健身,去游泳,最后朋友们说的其实不是你的形象变了,而是你变了。”他自认现在的年轻人很吃这一套。对于具体的方案,他会推荐资历更好的医生和更好的营养套餐,推荐“微针”而不是常规的FUE。“你们就是搞IT的,你们还能不知道吗?英特尔那个处理器,7nm和14nm能一样吗?”不过,从“14nm”到“7nm”,植发的成本也同时陡增,姚智晶告诉我,早年间植发不过花费两三万元,而现在七八万,甚至一二十万的植发已经不再罕见。
消费就是这么一步步被制造和建构出来的。邢晨今年27岁,在五道口附近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软件研发。他说他原来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形象,是典型的程序员,在大学早早就谈了女朋友,“互相爱对方到不在乎相貌”。工作“996”,熬夜,加班,自己带着一个项目团队,不时还需要应酬吃饭,有限的空闲里最大的爱好是看游戏直播,“吃鸡”。
“大概两三年前吧,当时放年假去日本,周围好几个朋友让我给他们带一种生发的头皮护理液,当时也没概念,本来以为是什么效果很好的速效药,以为抹几次就能让头发恢复,就给我自己也留了两瓶,那种药每天早起和睡前各抹一次,我抹了大概10个月的样子吧,觉得没什么效果,后来去问我的那些朋友,他们也大都说只是头皮会感觉清爽点,寻求个心里安慰,我说那你们这不是瞎折腾嘛。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开始越来越关注你这几根头发了,就好像有了某种仪式感,再加上周围不断有植发广告提醒你,你心里就越来越觉得这是个事儿了。”邢晨说。他把最终做植发手术的动机归结于自己不能忍受这种矫情的心理,“我这是用某种确定性替换掉不确定性”。
我见到邢晨时,他刚经历了一场5个小时的手术,种了2300个单位,前额顶着黑黑的血痂。他还给自己办了一张头皮养护的卡,每周来一次,花费600元。这一趟“本来可以不做”的手术,花费了小10万块钱。不过邢晨觉得这笔钱花得值。他向我描述在植发手术中的感受时颇具诗意——“每一根头发种下去,你会感觉麻麻痒痒的,就像撒下一把稻谷,你会期待它们落地生根,发芽结果的那个样子。”
但姚智晶表达了对这种描述的怀疑:“打了麻药之后,他应该没什么感觉。大多数人植发的过程,只是像枕着一根木头睡了一觉。”
(文中梦琦、钟硕、邢晨、王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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