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曾偶得一粒蓝色小药丸，恶作剧地拍了张照片发给几位平时可以开玩笑的男性朋友。结果，逐一收到的回复都是“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唯恐避之不急。

姜辉听完这个趣事，笑着说，“其实应该都是想要的。”

不久前，他们曾做过一次网络直播，用手机在医院男科现场教大家怎么挂号、怎么看病、怎么做精液检查、怎么做手术、怎么储存精子，全流程直播了三个小时。当时可能系统故障，显示只有40万人在线观看，结果到晚上，回放高达117万。

“其实，男科知识大家都很需要，但上班、吃饭、路上谁也不好意思拿出手机看，都是晚上回家进被窝以后打开偷偷看。”姜辉说。

受众可以偷偷看，医生必须正大光明说。

姜辉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男科及人类精子库主任，也是现任中华医学会男科分会主任委员。

几年来，他把男科像“网红”一样去打造，向大众普及男科知识，提高男性健康意识的同时，他也要让全社会知道，男人也常常软弱和无助。

从男科，读懂男人。

结识姜辉教授很多年，他一直是媒体的好朋友。

几年前采访他时，是在楼里地下一层的办公室，拥挤嘈杂。而这一次，在阳光灿烂的诊室里，听着这个男人帮助着其他男人，说很多的话，很多重复的话，不厌其烦。

每次跟医生出门诊，我基本都是坐在医生身后，因为我需要体会从医生的视角去看待疾病和患者。而这一次，我坐在患者的身后，保持着距离，还经常需要转身回避。

男科诊室让人有机会从男人身后，真实地看到他们最软弱的时刻。以至于，我常常会想，他们背后会有着怎样一个女人，以及婚姻。

那天，姜辉教授看完患者的检查结果，高兴地说：“精液的各项指标基本接近正常，数量和形态也都改善了，如果爱人身体检查没问题的话，你们可以试试自然受孕，不需要做试管。”

患者低声说：“我准备离婚了，我能把精子取了冻起来吗，万一再结婚时精子又不行了呢？”姜辉说，经过治疗现在正常了，不用冻精，以后现用现取就行。

“还有，那个……我有点早泄……”患者欲言又止，姜辉马上明白了：“我给你开点药，现在有女朋友吗？”“现在没有……”患者说。“那等有女朋友时再来开药。”姜辉刚说完，突然意识到什么，他又接着说：“现在给你开一点也行。”

男人间的默契，我不小心瞬间懂了。

许多的男科疾病是需要有女方的配合才能治疗的，但常常，男人又会陷入一边看着男科，一边面临着分手的困境，这也让男科医生无可奈何。

性福关系着婚姻的质量，而生育，在中国，常常关系着婚姻的存亡。

性福关系着婚姻的质量，而生育，在中国，常常关系着婚姻的存亡。无论这种婚姻观是否正确，都是作为男科医生的姜辉教授，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尤其北医三院的男科，门诊的70%-80%都是不孕不育患者。

“有时候，我们好不容易帮患者把精子调好了，他们可以有机会要一个孩子了，他婚姻却结束了。”姜辉说。

所以，在男科诊室，随时可以听到各种婚姻的悲欢离合。

那天，一名患者一进诊室，就告诉姜辉教授，他妻子已经怀孕8个月了。他是姜辉教授特别骄傲的“明星患者”，姜辉在许多地方讲课时都会用到这一案例。

他曾患淋巴瘤，2013年化疗治愈了癌症，却没了精子。姜辉查找文献后，给他尝试了一种新的促生精方案，持续打了四个月针后，精子出现了。然而，正准备抓紧时间取精做试管婴儿时，他的婚姻却结束了。他把来之不易的精子冻存在了北医三院的精子库，又打针吃药巩固了一段时间后停了药，等待婚姻来临。等他再来到姜辉面前时，带来了喜讯，他结婚了；等再次做好准备取精做试管婴儿时，又带来了喜讯，妻子怀孕了，而且是自然受孕。

这几年的坚持，患者的人生得以逆转。姜辉说：“他的坚持让我很佩服，很多病人治了几个月就放弃了，而他一直坚信能有效果，医患配合好了才可能有最好的结果。”

这一患者给了姜辉团队极大信心，又做了几例之后，他们牵头国内10个单位，对这一方案开展了多中心研究，获得了不错的结果，这一方案对一些无精子的患者有1／3的效果。

不要小看了这1／3，因为每一个1，都是一个孩子，一个婚姻，一个家族。

婚姻的问题，医生能解决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正是这一部分，常常导致男人在婚姻中失去自信，而出现心理上的问题。多年前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是无性婚姻的悲剧。

“性功能出现问题，这是男人最软弱和无助的时候，却常常表现为逃避妻子，只能面对医生。”姜辉说，男人的性自信、生育自信，妻子的帮助比医生更重要，需要共同去面对。

为了让男人更了解自己，也为了让女人更懂男人

为了让男人更了解自己，也为了让女人更懂男人，不让男性默默承受疾病的痛苦，姜辉不辞辛苦奔走于各大媒体。

去年，姜辉曾接到国家卫计委的委托，组织专家编写一个关于阴茎背神经切除手术的专家共识，对这一术式进行规范。

这是一种治疗早泄的手术，也就是切断阴茎上的一根传导神经，使患者不至于过度兴奋而过早“缴械”。但这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手术，切断的神经不可能再复元，不仅没解决问题，还很可能无法勃起。所以这一术式在国外指南中没有推荐，中国公立医院也极少实施，却被一些不良的民营医院滥做来敛财。大量患者身体受到伤害，家庭破裂，受害者组成了一个五百多人的维权团。

减少这样的受害者，正是姜辉作为男科学会现任的带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姜辉提醒广大男性：“阴茎背神经切除术一定要在公立三级医院进行充分诊断，谨慎决定。此外，还有被许多不法分子在网络上大肆宣扬的‘阴茎延长术’，不仅效果不佳效，还会造成终身的伤害，千万不要上当。”

但是，组织专家写共识出规范是容易的，而改变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观念、提高男性健康意识，增强辩识能力，是才是最艰巨的工程。

男科疾病很特殊，极其隐私，男人的痛苦无人知晓，也不知向谁求助，甚至患者之间都不会彼此交流。也因此，男科曾经是骗子横行的重灾区，中国大街小巷的第一根电线杆都是“治疗阳萎、早泄、不孕不育”的陷阱，男性苦不堪言。

真正的男科应该成为“网红”，要让人人皆知。

曾担任过北医宣传部长的姜辉教授，自2014年接任中华医学会男科分会的主任委员起，就随声带着播音器，带领和鼓励所有男科医生，上电视、广播、报纸、网络，进社区，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普及男科知识。为了激励全国的男科医生重视科普，他还在学会的平台每年评选“十大男性健康科普专家”、“健康科普青年岗位能手”等。

我跟访门诊的当天，他上午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今日说法》节目，下午门诊之后，晚上要参加某网络的一个直播。很忙，很累，但他从来不拒绝媒体的采访请求，因为，每一次都是帮助男人的机会。

“我常常会问患者，为什么睾丸这么小不早一点来看。病人说我也不知道，没看过别人的。正常成年人的睾丸应该是削了皮的鸡蛋大小，有弹性，而他的又小又硬像颗花生米肯定是不正常的。”姜辉说。

他说的这种病叫克氏综合征，即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是一种出生缺陷，正常男子染色体核型为46，XY，克氏症患者的染色体多了一条，一般是47，XXY。这种男性长得白白净净，胡须、喉结等男性性征都不突出，姜辉说：“我们一眼就能判断得八九不离十。但患者自己却常常不自知，因为在谁也不会互相交流，洗澡都是在家里，男孩也早早就自己单独睡，父母难以发现，所以很多人直到结婚后无法正常过性生活或者生不了孩子，才会发现这是病。”

这是性生殖健康教育缺失的代价，男科医生们早点给父母们补上这一课，就有更多的男孩在青春期能得到及时帮助。

男科具有天然“网红”的基因，因为与性有关。

男科起步晚，早在1999年，郭应禄院士就带领大家，与中国教育电视台“医生之友”合作，开设医生课堂，进行泌尿外科、男科的系列讲座每期半小时，每周多次播放，整整做了两年，开创了男科知识普及化教育之先河。

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除了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之外，各种网络媒体、社交平台等推陈出新，姜辉敏感而准确地抓住了各种媒体的特点，给男科知识的全民普及插上了翅膀。

姜辉能把男科话题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把节目做得喜闻乐见，通俗却不低俗。北京电视台一档著名的健康科普类节目，第一次登顶全国收视冠军的辉煌战绩，就是姜辉打下来的。

他还能带动大家一起玩，每年做一个公众广泛参与的网络调查。比如，职场性福蓝皮书，让大家知道了，中国上班族中只有37%的人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满意；中国公民性福健康素养调查，结果发现国人只有38%的人性生活健康。这些都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八卦话题，而男科医生们也达到了目的，把正确的性知识不知不觉中输送了出去。

此外姜辉还写科普专栏、出版男性科普图书、推动全国性的10月28日“男性健康日”主题活动等等，系统化、持续性地推动全社会关注男性健康。

姜辉敏感而准确地抓住了男科最适合当“网红”的优势，与全国的男科医生们一起，把这个羞于启齿的难言之隐的领域，做到尽人皆知。

当真正的男科医生们站在众人面前，让有需要的人能看见、能找到的时候，那些江湖游医、骗子也就越来越失去了阵地。

曾有一份亚太地区男性疾病患者就诊率调查，2007年数据显示，在日本有的男科疾病大约43%的人去看病，马来西亚、韩国、台湾地区都是30%以上，而中国大陆仅17%。如今，中国大陆已升到20%以上，提高了3-5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尽管“当一个男人说要去看男科，大家还是会笑。”但如今公众对男科的正确认知和接受程度，让姜辉感到十分欣慰。他说：“越来越多的男性意识到，有病需要治疗，也知道去哪里接受正规治疗，减少上当，减轻痛苦。”

底气来自于：真的帮男人解决一部分问题。

让男科医生能自信地站在公众面前讲男科知识，底气来自于：真的帮男人解决一部分问题。

医学总是晚于疾病而出现，性和繁殖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疾病理所当然如影随行。但中国的现代化男科学，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建立。

1995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的郭应禄院士，牵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男科分会，并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率领有志于男科的泌尿外科医生们，组建国内男科医生的专业队伍，全力以赴地建设男科学。如今，姜辉教授成为了学会的第四位主委。

20年来，在所有男科医生的努力下，男科学的建设已经逐渐完善，教科书、专著、临床研究、手术体系、有效的药物、学术会议、独立科室等等。

曾经只能靠心理安慰般的“宫廷秘方”，如今有有效的药物来帮助解决硬度问题；曾经只能靠喝点酒来助性的，如今有了睾酮补充剂来解决想不想的问题；曾经只有靠抱养孩子的无精症，如今不仅有药物促生精，还有了一系列手术寻找精子，帮助患者生育自己的孩子。

生殖男科，正是姜辉作为科主任，为北医三院男科确定的方向。

北医三院有着中国最著名的辅助生殖中心，中国首个试管婴儿诞生于此。于是他和院长、生殖中心主任乔杰教授商量，妇科和男科共同协作，帮助不孕不育的夫妻“一站式”解决精子和卵子的问题。这一想法得到了乔杰院长的大力支持，从此，男科作为生殖中心的一部分，绑定发展，姜辉担任了生殖中心副主任。

这一正确决定，使北医三院男科得到飞跃式发展，门诊量从2009年的2万人次，仅占生殖中心1／6；到2016年突破13万人次，占生殖中心的近1／4,并成为了全国门诊量最大的男科。

针对精液中没有精子的患者，男科已经有了很多手术方式，可以做显微手术对输精管进行复通，也可以睾丸穿刺取精，还可以切开睾丸，医生在放大20倍以上的显微镜下直接找精子。

但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总是有限的，依然有一部分无精症患者家庭，如果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只能使用供精。

建设北医三院人类精子库

为患者解决精子来源问题，姜辉还做了一件事——建设北医三院人类精子库

然而，设立人类精子库有多难？按国家规定，一个省只能批一家精子库。在专家们的强烈呼吁下，法规终于得以补充，直辖市和人口超过一个亿的省，可以有两家。在乔杰院长的大力支持下和姜辉强力推动下，北医三院人类精子库，2014年开始筹建，2015年8月获批，2016年8月正式通过验收。他们用了三年时间，终于让北京市的第二个人类精子库成功落地，他担任精子库主任。

从男科医生的角度，精子库是一种在医学层面上，帮助无精症患者解决生育孩子的终极方案。至此，北医三院男科也成为了在生殖男科领域技术最全面、设备最完善科室之一，并成为卫生部辅助生殖技术培训基地、中国显微外科培训中心之一，为全国各地培训优秀、专业的生殖男科医生。

生育，对普通人来说是感情、人生层面的问题。

生育，对普通人来说是感情、人生层面的问题。而对医生来说则是精子、卵子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是一个个量化的客观数据，精子的密度、活力、形态等等。

但是，供精人工授精，这种生殖方式表明，生殖过程与性爱、婚姻、人伦、家庭似乎可以分离，因此，它所遇到的伦理学争论也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在中国，由于供精的孩子与父亲没有血缘关系，仅是法律上的父子，这对一些传统观念的中国家庭会带来很大挑战。

按照国际惯例，为保证人工授精的最大成功率，会建议夫妻同步取精子和卵子。在北医三院生殖中心，夫妻同步时，如果男方需要通过显微取精的方式找精子的，由于取精成功率只有50%-60%，因此会再给找不到精子的夫妻一项选择——是否接受供精。如果签署接受供精的相关文件，生殖中心将开通绿色通道，提前备好精子，一旦丈夫显微取精失败，就直接使用供精做试管婴儿或人工授精。

一名确诊克氏征的患者，表示不接受供精，“因为我爸接受不了”。这个理由让姜辉有点哭笑不得，只好说：“作为成年人，要不要孩子，应该是你们夫妻自己做决定。你的病是父母原因造成的先天问题，虽然他们也是‘无辜的’，但面对疾病的治疗选择还是需要夫妻俩协商决定。如果你需要，下次可以让你爸来，我和他谈谈。”

另一名正在住院等待显微取精的患者，姜辉查房时再一次向他确认，他依然是“不接受供精”的决定，他说：“如果找不到精子，我们就不要孩子了。”

门诊当天有一名患者则纠结不已。他显微取精的成功率不到30%，他和妻子早就商量过供精的问题，签了同意又划掉了，于是又来找姜辉教授。丈夫一次一次闯进诊室，姜辉一遍一遍解释，夫妻俩在走廊里呆了一下午依然拿不定主意。在丈夫第六次进入诊室时，姜辉让他留到门诊结束后，和他们夫妻二人一起谈。最终，他们结束纠结，接受在显微取精找不到精子的情况下选择供精治疗。

“我理解他们的纠结，虽然门诊很忙，我也还是要保持耐心。这是他们人生的一件大事，我不能替他们作决策，但要尽可能帮他们打消顾虑。”姜辉说。

这种纠结，在中国普遍存在。姜辉说：“男方没有生殖能力，就算离婚，也永远不可能有自己血缘的孩子，但供精的孩子与妈妈有50%的血缘，女方反而会对婚姻终身不渝，这样的家庭相对比较牢固。想明白了这一点，对是否接受供精就不会那么纠结了。”

在中国，人类精子库的管理是有非常严格的伦理制度，根据卫生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凡是利用捐赠的精子、卵子或胚胎实施的试管婴儿技术，捐赠者、受方夫妇、出生的后代必须保持“互盲”，参与操作的医务人员与捐赠者也必须保持“互盲”。

姜辉说，相比之下，美国人在这方面的观念就开放得多，很多人愿意公开自己是供精，甚至还会去寻找提供精子的“父亲”。

生殖是人类的繁衍，也是人类道德生活最保守的领域，因此生殖技术背后的每一个医疗决定，都极其复杂而慎重，对医生对患者都是如此。

他把男科像“网红”一样打造

他把男科像“网红”一样打造，有了全社会足够的关注度，这个小学科也爆发出很大的活力，水涨船高。

他白手起家，让北医三院男科“抱大腿”，与医院最强学科辅生殖中心绑定发展，让科室迅速成为国内门诊量最大的男科。有了足够的流量，再补齐所有的技术、设备、人员也就不在话下。

姜辉是一个方向感很强的人。

他1985年从大连考入北医时，虽然每次学校模拟考都只能是前20名左右，却在最后的高考中考了全校第三名。本来可以轻轻松松上清华，却听了上一届师兄的话，懵懵懂懂填报了北医。上了北医，又和班里一个女同学飙着学习，成为班里的前两名，1991年保送上了北大人民医院泌尿科朱积川教授的研究生，然后顺利转博。1996年博士毕业，留在了北大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1999年，他的博士生导师朱积川教授接任第二届男科主委，姜辉作为工作秘书开始参与学会工作，临床方向也转向了男科。随后的几年，他从工作秘书，到担任副主委兼秘书长，再到接任男科学会的主任委员。

姜辉在行政方面也一路畅通，2002年他被任命为北大医学部组织部副部长，2003年担任北大人民医院生殖中心副主任，2004年又成为了北医宣传部部长，并调入北医三院泌尿外科担任副主任。

我说：“这些年你走得很顺。”

“确实很顺，我觉得一个人顺的基础是你‘拼命干’，再加上有好的平台和伯乐。”姜辉说。

姜辉的勤奋在男科界也是出了名的，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尽管，男科在医院里的地位也许永远也比不上血管、心脏、骨科的地位，永远不是科室。但是男科特殊，男人身体上这个仅巴掌大的地方却是命根子，关乎男人尊严，夫妻幸福，关乎人类繁衍生息。

姜辉说：“我们就吃男科这一碗饭的，到我这个年龄，我不会去想下海、创业的事，工资足够吃饭，将来养老钱不够就卖一套房子也就好了。我们有责任把男科做起来，因为你的学生、你的年轻大夫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