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吸不吸烟？”毛主席问郑洞国。郑洞国回答说吸。烟当时就放在茶几上，郑洞国拿出一支正欲点燃，毛主席起身为他擦着了一根火柴，就在那一瞬间，郑洞国感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大一样。

“我不忍心抛弃部属，只有以死报命”

郑洞国出生于1903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副司令，于1948年在长春投诚。

郑洞国担任国民党第一东北“剿总”副司令时，奉命率领10万大军死守东北名城长春。然而当时蒋家王朝已走向全面崩溃，东北败局已定。

尤其在解放军攻克锦州后，一举切断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退往关内的陆上通道，在此情形之下，困守长春的10万守军渴望前程，这迫使郑洞国不得不作出最后时刻的抉择。

就在锦州被攻陷前后，蒋介石曾先后两次空投命令，而且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催促郑洞国率部突围，可长春早已被解放军包围多时，此时只能靠空投物资苟延残喘。

郑洞国对等待救援并不抱希望，曾试图向沈阳突围，可此时的国军部队只有激烈的炮火，并无冲锋的体力。眼看突围已无可能，郑洞国把新七军军长李鸣和第六十军曾泽生等人叫到一起开会。

没多久，曾泽生与解放军取得联系，正式做出率部起义的决定，并派人给郑洞国送去一封信，劝他一起行动，郑洞国则十分顽固地对送信的人说：“请你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这是他的事，请他自己考虑就好，要我同他一路，我不能干！”

郑洞国虽然一开始不愿意起义投诚，但却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当接应突围的轰炸机发现城东有部队向城外运动，要求立即轰炸时，郑洞国出面进行了劝阻：“算了，他们过去都是自己人，再说现在轰炸早就没有意义了，只不过是让老百姓遭殃罢了，不要轰炸了。”

新七军参谋长来到司令部，告诉郑洞国新七军官兵已经决定放下武器。郑洞国对这一消息并不惊讶，但仍然拒绝同他们一起参加。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郑洞国与周总理有师生情谊。如今，蒋介石下令郑洞国死守长春，而周总理则在他深陷绝境之时致信一封，在信中对郑洞国陈明形势，晓以大义：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离背，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十月十八日

周总理的这封信件当时是以电报转到前线的，但由于城内战乱，并未及时送到郑洞国手中，他是在长春和平解放之后才得知此事的，事后也由衷感谢老师对他的这份关怀。

在山穷水尽，突围和等待救援均无可能之时，郑洞国开始料理“后事”，他向东北“剿总”做了情况汇报，杜聿明在回电称他已向蒋介石请示接他出去，询问有无降落地点。

对此，郑洞国只有一句话：“来不及了，而且我也不忍心抛弃部属自己离开，只有以死报命。”

就在郑洞国准备“以死报命”之时，门卫卫士冲进屋内死死将他抱住，兵团副参谋长随后赶到，流着泪说：“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请您马上下去主持大计。”说完，几名卫士搀着郑洞国走到了楼下。

一眼望去，一楼大厅已经站满了解放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郑洞国的身上。一时间，郑洞国心头被感动、不忍、无奈等多种复杂的情绪充斥着，别无选择的他最终同意放下武器。

当郑洞国放下武器率部出城途中，碰巧遇到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当晚，肖劲光和肖华在兵团司令部宴请了郑洞国，吃饭的时候不停往他碗里夹菜，可郑洞国看起来心情沮丧，也不愿意多交流。

酒过三巡之后，郑洞国才沉声说道：“我在国民党里搞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置；至于我部下的官兵，如果他们有希望回家的，希望你们能让他们回去。”

郑洞国思想顽固，起义投诚之后，他心中始终有个疙瘩，坚持不肯做任何有损“党国”的事情，并在谈话中提出几个要求：他不愿意去广播、登报，也不愿意参加公开宴会，只希望能够解甲归田，安心做个老百姓。

紧接着，肖华委婉地向郑洞国提出建议，询问他是否愿意到解放军的后方哈尔滨去看看，去那里休息，或者学习一段时间。郑洞国表示同意，他也想借这个机会好好看看，共产党的天下究竟是什么样子。

郑洞国始终不解，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能够使共产党在这场角逐中得人心、打胜仗，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解开心中的这个困惑。

因为是抗日名将，加上郑洞国在关键时刻起义投诚的决定，解放军给予了他特殊的礼遇，安排他到哈尔滨解放区去学习和参观。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郑洞国说：“我那时认识上开始有了一些改变，老实说，尽管表面上还想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已经顽而不固了。”

刚开始住在哈尔滨的时候，除了看报，郑洞国什么书都不想读，也读不进去，等心境好一些后，他内心的困惑越来越多，比如说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可这些问题是不能在书上找到答案的，于是看书的愿望油然而生，他主动提出要阅读毛主席著作的要求，那部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郑洞国到后来始终还保存着。

“原来我郑洞国被蒋介石耍了”

那段时间，郑洞国阅读了许多毛主席的著作，思想渐渐发生了转变：“原来我郑洞国被老蒋耍了，我走错了路，还差一点掉进深渊，我违背了当年进黄埔的革命初衷，我好糊涂啊！”

即便如此，可“一臣不事二主”的封建顽固观念仍然在郑洞国心里根深蒂固，内心矛盾痛苦的他多次自问究竟该何去何从，最终因为心病而导致身体不适。

1950年夏天，中央同意让郑洞国由东北出发去上海治病。途经北京时，周总理在家宴请了郑洞国，郑洞国没有想到，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余，竟还记挂着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学生。

郑洞国刚走进客厅，周总理就快步迎上握住了他的手，坦诚而又热情地注视着他说：“欢迎你，我们很久没见了，难得有这个机会啊！”

这次见面，郑洞国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他激动而又愧疚地表示：“总理，我过去几十年忘记了您的教诲，您在长春解放前夕亲自写信给我，我那时虽未收到，可您胸怀广阔，我实在有负您的厚望。”

周总理连忙摆手说道：“过去的事咱们就不提了，你现在不是过来了吗？今后我们都要为人民做点事嘛！”见郑洞国依旧没有明确表态，周总理明白他思想疙瘩还未解开，便又询问起他的身体和家庭状况。

郑洞国精神不振，颓丧着说：“说来惭愧，学生身上一没有教养，二没有别的长处，现在人老了，我打算以后回家种地去！”这时，在一旁作陪的李奇中说：“好哇，你在老师面前也敢称老？”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听后则说：“洞国，你现在还没有50岁吧，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为人民工作。现在我们国家建设刚刚开始，百废待兴，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等你养好身体，欢迎你随时回来参加工作。”

周总理在话里留足了余地，郑洞国听着不禁热泪盈眶，感慨共产党的胸襟和真诚的待人态度。他开始觉得，自己过去顽固地愚忠于一个早被人民唾弃了的政权，实在是狭隘。

郑洞国向周总理表明，他先回上海养病，病好后一切听从安排。

养病期间，郑洞国被祖国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所触动，准备在春节期间再到北京看看。周总理得知这件事后，很快给郑洞国发了电报，邀他来京。

1952年，郑洞国应邀来到北京参加会议，并再一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宴请。经过这次的交流，周总理看到郑洞国思想进步很大，高兴地握住郑洞国的手鼓励他：“洞国，你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步，这是值得庆贺的，你年纪比我年轻一些，完全可以多为人民服务嘛！”

这年7月，郑洞国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举家迁到北京，并且在水利部参事的职位上任职。后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在毛主席的提议下，郑洞国又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开始参与国家机要工作。

得知这是毛主席亲自提议的，郑洞国心中的激动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他没想到毛主席能这样信任自己，迫切希望能有机会见毛主席一面。从那之后，郑洞国跟着共产党，更加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郑洞国，你的名字很响亮嘛”

1954年，在出任国防委员不久后，郑洞国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突然收到一张金字请帖，打开请帖后，郑洞国整个人都呆住了。毛主席说要在中南海的家中招待他，郑洞国激动的一个晚上没睡着。

因为失眠，郑洞国第二天起床晚了，迟到了几分钟，等他去的时候贺龙和叶剑英等人已经到了，脸上因此有些挂不住。毛主席见到郑洞国后，马上迎了上来，亲切地同他握手。

落座后，毛主席问郑洞国抽不抽烟，郑洞国马上回答说抽，并顺手从茶几上取出了一支香烟。就在这时，毛主席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站起身为郑洞国点燃了香烟。

毛主席的这个举动让郑洞国百感交集，他过去为蒋介石卖命几十年，从未见他对自己的部下做过这些事情，而毛主席作为领袖却是这样的亲切随和，平易近人。佩服之余，郑洞国紧张的情绪一下就不见了。

紧接着，毛主席对郑洞国说：“这下我就放心了，我们总算是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了，郑洞国，你的名字很响亮嘛！你对人民是有功的。”

见毛主席这样评价自己，郑洞国愣了一下，马上就站起了身子。毛主席挥手招呼他坐下，侃侃而谈起来：“当时要不是你回电蒋介石，曾泽生的六十军将被蒋介石飞机炸为平地啊！你说的对，轰炸是没有意义的，蒋介石太绝情了，是不是？你是抗日名将，我们说话从来都是作数的，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一路欢迎，你现在还很年轻，还可以为中国人民做很多工作。”

谈话间，毛主席又询问了郑洞国全家的生活情况，郑洞国一一如实做了回答。得知郑洞国刚刚与妻子离异，毛主席鼓励他说：“人对生活要始终保持一种达观的态度，不能因为一时的波折就灰心丧气，只要一个人进取向上，就不用发愁重新获得个人幸福。”

紧接着，毛主席又亲切地对郑洞国说：“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还得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哟！”当毛主席准确说出自己的岁数时，郑洞国着实被惊了一跳，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居然会记得自己多少岁，内心不禁涌起一股暖流。

谈着谈着，谈话氛围跟着轻松了许多，郑洞国的心病也彻底治愈了，他一时高兴得有些忘了自己的身份，脱口问了一个不是很得体的问题：“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那么好？”

听罢，毛主席爽朗地笑出了声，回答说：“我也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圣人，我也是在向社会和群众学习的过程中走上革命道路的。我当年在接受马列主义后，就觉得自己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后来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么做工人的工作，所以工人和我有距离。我考虑了很久才明白，人的思想是发展的，立场也是可以转变的。主要立场转变了，然后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做他的老师，这就灵了，那时学马列主义就容易学好。”

郑洞国心里明白，虽然毛主席没有明说，但他知道毛主席这是在以自己的经历和体会，鼓励自己进一步转变立场，可以说毛主席的这番话影响了郑洞国的后半生，从那以后，他开始更加认真地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上了爱国的革命道路。

多年以后，当和友人说起时，郑洞国即兴赋诗一首：“往事如烟不再留，和风春雨润心头。愿将余生献人民，光明道上跟党走。”

晚年的郑洞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上，积极联系自己在台湾和国外的故旧，把大陆真实的情况和政策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消除顾虑，增进对大陆的了解。

一直到郑洞国病重住院以后，也没有停止这个工作，他多次会见了来自台湾和海外的昔日同学、同事和部属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1年1月27日凌晨，郑洞国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临终前他说：“我现在对国事，对家事都没有遗憾，只可惜没能看到祖国统一。将来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