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彩公益金助推法律援助精准扶贫 投入产出比为1:36
全国首份法律援助精准扶贫报告 12月20日在京发布
制作：杨仕省 报告：致诚法律援助中心
目 录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实现法律援助的精准扶贫成效 2
1. 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战略举措 2
2. 通过法律援助实现精准扶贫 3
3.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取得重大经济社会效果 3
二、中彩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助力脱贫效果显著 4
1. 对受伤致残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防止其家庭因伤返贫 5
2. 追讨欠薪，维护和弘扬了勤劳致富的脱贫理念 8
3. 对违法解雇、社保补偿等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失业、生病等困境中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度过难关 10
三、中彩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助力脱贫的延伸效益 12
1. 通过法律援助获得的工资和赔偿金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启动资金，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3
2. 法律援助助力农民工安居城镇 14
3. 法律援助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15
为了全面总结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以下简称中彩金项目）通过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助力精准扶贫的经验，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接受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委托，就中彩金项目与农村脱贫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在查阅资料、走访律师和受援助当事人之后，完成了该专题报告。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实现法律援助的精准扶贫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与安排。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2018年6月11日，中央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和政府反复强调、密集部署脱贫攻坚，充分表明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在脱贫攻坚战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中，工作思路已经从“大水漫灌”改为“精准滴灌”，重在精准、重在成效。法律援助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提供个案“定制”法律服务，体现了精准扶贫的要求，实现了精准扶贫的成效。
1. 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战略举措
农民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村脱贫致富的主力军。实践证明，转移就业是重要的脱贫途径，贫困户中只要有一个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而成为农民工，一年的工资收入基本上就能使家庭脱贫。然而，由于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不强以及在城市的社会关系薄弱，往往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益、权益被侵害后不知道该如何救济以及向谁求助，导致其失去了本应获得的收入和补偿，甚至因为大病和工伤而因病返贫、因伤返贫。
如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无法及时获得务工收入和应得的赔偿，因失业甚至伤残返乡，不仅会导致其家庭返贫，而且还可能影响其他流转其土地的农户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降低其他农户的收入水平。因此，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不仅是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战略举措。
2. 通过法律援助实现精准扶贫
2013年11月，中央在湖南湘西考察时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对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做了详细规制。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扶贫”逐渐上升为国家扶贫政策，成为国家综合扶贫政策的新思路和新标准。
精准扶贫要求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方面的精准。作为“点对点”的个案援助，法律援助在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脱贫成效等方面具有高精准度、高瞄准度的特点：
首先，从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审查确定受援助对象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瞄准贫困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其次，经审核通过后为其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案件，项目资金根据案件难易程度和不同地区划分不同档位，务求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最后，通过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和各类赔偿金，保障了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脱贫成效明显。
因此，法律援助通过降低维权成本，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提供及时、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防止其因缺少法律服务而致贫、返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保障。
3.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取得重大经济社会效果
为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经国务院批准，2009年，财政部从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中安排资金，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设立中彩金项目，用于资助开展针对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权益保障和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中彩金项目目前已经实现了全国覆盖，自2009年实施以来，为农民工等五类困难群众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7万多件，挽回经济损失280多亿元，超过72万人直接从中受益，获得免费法律咨询帮助的群众数以百万计。项目降低援助门槛，办理了一大批涉及劳务（雇佣）纠纷、涉农纠纷、社保纠纷等案件，扩大案件范围和降低援助门槛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80%以上，较好地满足了新形势下保障和改善民生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新要求。在项目支持的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以调解或和解的方式结案的超过14万件，占办案总数的四成多，既为受援人节省了时间成本，也有利于快速、有效地实现受援人的诉求，节约司法资源。通过项目提供的优质法律服务，妥善解决了3人以上的群体性案件超过5.6万件，有效避免了集体上访等情况的发生，实现了保民生、保稳定的项目宗旨，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了法治扶贫的功能。2013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对中彩金项目进行评估后作出了“三高”的评价：高瞄准度、高效益度和高满意度。
从中彩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的数据来看，近五年来共办结农民工案件近16万件，涉及农民工近30万人次，项目资金投入2.79亿元，帮助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共计102.45亿。项目投入产出比为1:36，也就是每投入一元钱，能够产出36元的效益，扶贫成效显著。华夏时报、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法制日报、公益时报、新华社《半月谈》、《瞭望周刊》、新华网、人民网、搜狐公益等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众多媒体对项目实施情况和成效做了广泛深入的报道，凸显了中彩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助力农民工及其家庭脱贫致富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经济社会效果。
二、中彩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助力脱贫效果显著
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镇务工，获得的直接收入回流农村，产生了非常重大的直接经济效益，已经成为农村脱贫、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农民工外出的就业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外来资金、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他们返乡创业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有人形容“农民工经济”是“空手出门，抱财回家”：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产业。但是，“抱财回家”的前提是没有发生劳动纠纷，辛苦挣得的工资或应得的赔偿金没有被拖欠，否则只能是“空手出门，空手而归”，甚至是“空手出门，负债而归”，不仅脱不了贫，反倒有可能使原先还不错的家庭陷入贫困中去。
1. 对受伤致残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防止其家庭因伤返贫
农民工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强度大、事故率高。如果单位用工不规范，如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一旦农民工发生事故，治疗、休养、康复以及未来生活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全家都因此陷入贫困之中。在法律援助的帮助下，伤残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应得的工伤待遇和赔偿金得以追回，能够有效缓解其治疗和生活的压力，防止农民工家庭因伤返贫。
近五年来，中彩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共办结工伤案件16907件，帮助农民工追回工伤保险待遇16.68亿元，项目资金投入3190万元，投入产出比高达1:52，平均为每位工伤农民工追回赔偿款94269元。相比于追回的工伤赔偿数额，项目投入的资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彩金项目通过为受伤致残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防止农民工家庭因得不到赔偿而致贫、返贫，起到了助力脱贫、预防返贫的良好作用，为农村脱贫工作作出了贡献。
在鲁某工伤案中，2011年，鲁某的儿子不幸罹患白血病，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债台高筑仍旧凑不够治疗费。为了挣钱还债及维持孩子的治疗，鲁某来到北京某住宅楼工地打工，在查看工地线路时，不慎从通风竖井坠入地下二层摔伤，经诊断为颈椎损伤伴不全瘫、第5颈椎骨折、右桡骨远端骨折、脑挫伤、多发软组织挫伤等，后经司法鉴定确认为伤残四级。因包工头不再支付医疗费，鲁某的妻子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求助。律师发现鲁某基本上没有证据，只知道包工头叫李某，至于工程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则全然不知。考虑到事故比较严重，伤者伤情较重，律师建议鲁某的妻子到安监局举报，通过行政机关的调查来查明承包信息并获得证据。在收到举报后，某区安监局对此次事故作出了调查报告，确定了总包单位、分包单位和包工头之间的发包转包关系。此后，鲁某的朋友为他热心介绍了一名律师，该律师将包工头、总包公司和分包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三被告连带承担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90余万元。法院判决包工头和分包公司连带承担70余万元，总包公司承担55万余元，但赔偿总额不得超过70万元。此后被告上诉，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鲁某的妻子又折返回来寻求法律援助。律师认为，原一审期间的律师和法官将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与一般侵权责任混为一谈，导致了案件被发回重审。因此依据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确定包工头与分包公司为被告，并将其赔偿数额按照新标准提高到130万元。最终法院判决包工头与分包公司连带承担赔偿责任94万余元。法院经过强制执行，已经为鲁某执行到60万元的赔偿款。该案件重审时开庭三次，每次开庭时鲁某的妻子都痛哭不止，孩子身患白血病还要治疗，丈夫又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她一个女人扛着整个家，不知道该怎么支撑下去。拿到60多万的赔偿款后，鲁某的妻子陪伴着丈夫回到了老家养伤，有了这笔钱，鲁某和孩子都有了希望。
在田某工伤案中，田某跟随包工头张某在某铁路工程从事护栏安装工作。该工程是中铁某局中标的工程，中铁某局将其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包工头张某。田某在安装护栏时被护栏砸伤，经诊断为L1椎体爆裂性骨折并脊椎损伤，后经鉴定为伤残四级。包工头在支付部分医疗费后不愿再掏一分钱，田某卧床不能动弹，他的女儿来到山东舜天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为其申请法律援助。律师经了解得知，田某的妻子是重度残疾人，双下肢残疾，无法站立，只能坐轮椅或者用手撑着地走路，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田某的女儿刚出嫁，儿子还在上初中。田某出事后，由于伤情较重，无人照顾，他的儿子只能辍学回家，一边照顾父亲，一边还要帮着干一些农活。由于其家庭非常贫困，律师亲自到他的家里办理援助手续，表示会尽全力帮他维权，建议让孩子回学校完成学业，在律师的劝说下，田某的儿子才得以继续回去读书。由于田某在工地打工时没有任何证据，到法院立案非常困难。律师决定从他的工友入手，让工友出面证明他打工受伤的事实，但工友因担心被工头开除、扣工资，都不敢作证。律师多次到工地，最终有一名工友被律师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同意为其作证。之后，律师帮助田某提起诉讼，要求中铁某局与包工头张某连带赔偿其损失。诉讼期间，中铁某局表示，如果撤回对其的诉讼，公司将提供包工头40万元的工程款让田某保全。考虑到案件执行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撤回对中铁某局的起诉不影响赔偿数额，田某表示同意。之后，经过几次开庭后，法院判决包工头赔偿田某近30万元。拿到这笔赔偿款后，田某可以安心在家养伤，他的儿子也不必小小年纪辍学养家。
在江某工伤案件中，江某于2014年4月来到福州市某建设工程公司从事水泥工工作，2014年10月17日被脚手架上的扣件砸中左脚受伤，经诊断为左足骨折。没想到祸不单行，江某在为自己的工伤事故四处奔走求助的期间，其在同单位的爱人也不幸跌伤。然而公司不仅没有积极帮助治疗，甚至在还没有结清工资的情况下，使用暴力手段将两人强行赶出工地。被迫失去工作的两人在陌生的城市里举步维艰，由于伤病尚未痊愈，无法找到新的工作，两人只能靠拾荒卖破烂来勉强度日，夜晚只能在高架桥下等地方休息。江某后来告诉援助律师，每逢下雨的时候他无数次想到自杀，但一想到家乡两个年幼的孩子，就不得不鼓起勇气活下去。在艰难无助的时候，他们从工友处得知了福州法律援助中心并赶来求助。中心当即指派了律师承办此案，为了帮助江某夫妻，律师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和伤残鉴定，同时还自掏腰包给他们购买饮食并支付相应的打印费用。2015年7月，在律师的帮助下江某经鉴定确认为伤残十级，并经过仲裁、一审、二审三个阶段，帮助江某要回了医疗费、误工费、鉴定费、各项补助金等6.5万余元，以及被拖欠的工资11568元。此外，律师还帮助江某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要求单位补缴社保医保。拿到赔偿款后，江某完成了后续治疗，并返回家乡开始新的工作。
在冉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中，冉某为三明市某混凝土公司进行水泥搅拌车罐体清洗工作。2015年8月11日，冉某在水泥搅拌车罐体内敲打水泥时，不慎被掉落的水泥块砸中，小腿卡在水泥块中无法动弹，只能拨打119报警求助，后经消防官兵帮忙才救出并将其送医治疗。冉某是来自四川的农民工，一家人来到三明市已有十几年，全靠冉某一人的务工收入。家庭唯一支柱的突然倒下，还有数不清的医疗费，让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然而，公司仅支付了6.2万元医疗费后就不再管， 冉某与公司交涉无果后引发了冲突，在民警调解下也未能解决。之后，冉某找到三明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中心立即指派了律师承办本案。律师整理了案件相关证据材料，并帮助冉某计算了各项赔偿约46万元，之后帮他提起了诉讼。在诉讼期间，由于冉某的主治医师称“他的腿伤存在截肢的可能”，双方共同委托了一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确认其两处伤残，一处十级、一处九级。在律师的努力下，最终法院判决由混凝土公司承担冉某事故损失的90%，即36万余元，并赔偿其精神抚慰金1万元。
2. 追讨欠薪，维护和弘扬了勤劳致富的脱贫理念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要引导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贫困群众是扶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没有脱贫志向，再多扶贫资金也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久。要尊重扶贫对象主体地位，激励和引导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引导他们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能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变成了养懒人的政策。”农民工外出务工，通过劳动换取收入，改善家庭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实现脱贫致富，真正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3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5498元，占到总收入的40.9%，是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中比例最大的部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就是外出或在本地的务工收入，可见，农民工的务工收入是带动农户、农村脱贫的重要扶贫投入，农民工经济是最重要的脱贫增收工程。但是，农民工通过务工脱贫致富，前提是务工收入没有被拖欠，如果辛辛苦苦打工却拿不到应得的工资，不仅影响到农民工的家庭稳定，还会削弱人们勤劳致富的信念和决心，甚至导致一些贫困家庭放弃努力，坐等政府的扶贫资金。中彩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通过依法维权为农民工及时获得收入“保驾护航”，维护和弘扬了勤劳能够致富的脱贫理念。
近五年来，中彩金项目共办理农民工欠薪案件40150件，涉及农民工约12万人，追回被拖欠的工资22.35亿元，为每一位农民工平均追回欠薪18641元，比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多5209元，比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77元）多一倍（9264元）。在每一个案件背后，都关系着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安稳，如果不是经由法律援助拿到欠薪，农民工与其家庭必然会受到或轻或重的影响，有些甚至会因此而返贫。
2017年9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某商务大厦拖欠吴某等384名农民工工资1660余万元。为了讨回工资，农民工在工地拉横幅维权，但并未解决问题，此后，十多个农民工来到广东达熙律师事务所寻求法律援助帮忙。了解情况后，律师先安抚了农民工的情绪，随后来到涉案工地核实情况。农民工告诉律师，这样做也是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之举，他们从农村出来辛辛苦苦工作，家里的生活开销全靠打工收入，孩子上学、家人看病都急着用钱，实在是没办法才想到拉横幅，希望引起社会关注。考虑到此次欠薪事件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律师认为应当采取最便捷的方法快速解决，如果时间耗的过久，农民工们失去了最后的信心，很可能有其他的过激举动。律师找到当地劳动监察部门，说明了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事实和目前的紧急状态，在通力合作之下，劳动监察部门对工程承包方贵州某建筑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处罚决定的执行并不顺利，由于被处罚人在三日内未履行，依照法律规定，劳动部门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进入法律程序后同样会耗时耗力。律师发现在这些农民工当中有142人为川籍务工人员，因此积极与四川省政府办事处沟通反映情况并寻求帮助，并促成了四川省政府办公室与南海区劳动部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达成一致意向，在2017年9月27日帮农民工追讨回1260万元的工资款。
2015年，来自河北省的112名农民工经包工头刘某介绍前往蒙古国打工，从事保障房的工程建设。工程完工后，包工头仅支付了112名农民工的部分劳务费，还拖欠工资243万余元。拿不到工资又身在异乡，农民工愤怒之下围堵工地，但并未解决问题。后来他们向驻蒙大使馆求助，在大使馆的联系下，农民工家乡的县政府成立工作组远赴蒙古协调，帮助他们拿到了发包方负责人乌力吉图写的欠条。农民工返回国内后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律师研究了蒙古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并确定了涉外劳务合同纠纷的管辖地，帮助农民工提起了民事诉讼。经过连续三天的庭审，法院作出了民事调解书，两名被告包工头刘某和乌力吉图向农民工支付全部工资款。
濮某等16名农民工是云南省腾冲市曲石镇村民，平时以耕种、打临工维持生计。2013年，某房地产公司来到该镇开发房地产，濮某等16人受雇于包工头杨某，在工地上从事土建、水电施工。包工头当初承诺每天工资90-120元不等，但工程竣工验收后，杨某却声称没钱，后来干脆人间蒸发，消失不见。2016年1月，濮某等农民工情急之下找到曲石镇司法所，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司法所指派腾冲市法律援助工作站承办该案。律师经过了解得知，杨某共拖欠农民工工资20万余元，但农民工手中没有任何证据，而且，杨某联系不上。案件似乎毫无希望，但这20万元是16名农民工辛苦打工一年多的收入，这期间他们的家人只能靠耕种为生，如果拿不到钱，生活将难以为继。为此，律师向镇政府汇报了案情，镇政府批示由公安、司法、援助站抽调人员组织协调处理此事。在公安的帮助下，包工头杨某找到了，但其本身债务缠身，已经无力支付工资。为了防止将来胜诉判决变成“空头支票”，律师将杨某和违法分包的宏润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其承担向农民工支付工资的连带责任。最终宏润公司向农民工支付了全部劳务费。
2013年，福建省龙岩市华辉建筑服务公司承建龙岩市妇幼保健院的办公楼施工，并将其中的模板工程分包给包工头吴某。吴某陆续招用了117名农民工干活，起初还能正常支付工资，到2014年吴某开始拖欠工资，最后躲了起来逃避责任。2016年9月，吴某被人民法院判决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虽然吴某受到了处罚，但是农民工的工资仍然没有着落，为此，22名农民工来到龙岩市职工服务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希望工会服务中心帮忙追回31万余元的工资，中心指派了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承办该案。律师接受该案件后，通过向法院调取吴某刑事判决书以及庭审笔录、到劳动监察支队调取行政处理资料等方式，拿到了有工人姓名、盖有劳动监察印章的名单确认表。随后，律师根据劳动合同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将吴某和华辉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华辉公司就吴某应当支付的工资承担连带责任。经过7天的庭审，法院最终判决吴某向22名农民工支付拖欠的劳务报酬，华辉公司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3. 对违法解雇、社保补偿等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失业、生病等困境中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度过难关
如果农民工遭遇违法解雇却得不到赔偿，在失业、生病、生育等情形下因用人单位没有参加社保而无法享受社保待遇，处于困境中的农民工只能向家庭寻求帮助，这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当农民工患有重病，会极大的影响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很可能使其因病返贫。中彩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通过援助困境中的农民工，帮助其追回各类赔偿金，有效防止了农民工家庭因遭受打击而返贫。
从近五年中彩金项目中办理的农民工案件来看，共办理违法解雇、保险补偿等案件共计44398件，涉及农民工6229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33.44亿元，项目投入资金约8329万元，项目投入产出比达到1:40，平均为每名农民工追回赔偿金53676元。
在武某等19名矿工被违法解雇案中，从2004年至2013年，武某等19名矿工先后进入长治某煤矿公司从事安全指挥、通风、井下等工作。煤矿没有与他们签合同，也没有上保险。2015年底，煤矿口头通知农民工，由于市场证件过期、临时闭井，无限期放假，但未出具书面解除通知、未支付任何补偿也不发放生活费，武某等农民工因此来到山西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经详细了解情况，律师认为农民工可以主张三项权益：一是煤矿未签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双倍工资差额，二是可以要求煤矿补缴保险，三是煤矿已经构成违法解雇，可以主张违法解雇赔偿金。帮助农民工收集了相关证据后，律师代其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煤矿支付各项赔偿共计148万余元。在仲裁委不予受理后，律师很快帮助农民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二审两级法院经过审理后，最终判决煤矿支付武某等人赔偿金共103万余元。判决生效后，煤矿公司又向高院申请了再审，在得知高院作出了维持原审的意见后，由于煤矿迟迟不支付相关费用，律师又帮助农民工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有一名矿工身患脑瘤绝症，法院启动司法救济资金，提前支付了4000元用于治疗，但这名矿工终因病情急剧恶化不幸离世。此后在律师多次沟通下，法官加大了执行力度，终于在2018年2月将103万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2017年年中，广州发生一起大规模裁员事件。近百名农民工自2001年先后进入广州电子泊车公司工作，2017年5月，泊车公司的业务被政府收回，退出经营的公司因此解除了所有员工的劳动合同，并决定按照劳动者的工龄，每人每年给予1200元的综合补偿。因劳动者对补偿方案不满意，导致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农民工打出了“还我社保 补我工龄”的横幅。之后，85名农民工向广东达熙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办理援助手续后，为了保障农民工能够获得补偿，律师建议立即向劳动仲裁委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诉前财产保全案件的申请人须向法院提供财产担保或担保人，基于本案的特殊性，律师积极与法院沟通，免除了农民工的担保义务，法院随即作出裁定书，冻结泊车公司269万余元的存款。经过审理，仲裁委裁定泊车公司向农民工支付经济补偿金、代通知金及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共计268万余元。
在王某医疗待遇案中，王某于2010年5月来到南京某通信公司从事通信光缆操作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公司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保。2016年1月4日，王某在工作期间突感腹痛，送医后经诊断为急性AIC型主动脉夹层，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医疗费用共19万余元。由于没有社保，王某的家人不得不筹钱给他治病，好在社区农保给报销了5万元医疗费，部分缓解了家庭的窘境。由于单位没有上社保导致就医无法报销，生病期间也没有支付病假工资，而且还在王某病愈后上班不久解雇了他，因此王某来到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律师认为，单位没有给王强缴纳医疗保险，导致其医疗费无法报销，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单位承担。律师帮助王强提起了仲裁申请，要求单位按照职工医保报销比例承担王强的医疗费用，并向其支付病假期间的工资。经过仲裁、一审和二审的审理，法院最终认定，王强医疗费中属于医保报销的17万余元应当由单位支付，扣除农保报销的5万元，单位还应支付12万余元；同时，单位应支付王强病假期间工资8000余元。
三、中彩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助力脱贫的延伸效益
中彩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直接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帮助大量农民工追回了工资和各类赔偿。有些农民工响应时代号召，利用这笔资金返乡创业或者定居城镇，从“输血”的被动脱贫对象，变成了“造血”的主动致富人，从根本上解决了脱贫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彩金项目通过对危急困境中的农民工的援助，化解了社会矛盾，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1. 通过法律援助获得的工资和赔偿金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启动资金，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和国家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为当地的脱贫致富、扶贫攻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农民工外出打工经历虽然积累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但创业首先需要资金支持。有些农民工通过法律援助拿到了工资和赔偿金，作为启动资金返乡创业，不仅解决了自家的脱贫问题，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付某是90后的年轻人，高中毕业未满18岁就来到北京在一家公司从事空调维修工作。在一次对地铁站中央空调的检测过程中，空调突然发生剧烈爆炸，正在作业的付某被炸伤，后经诊断为烧伤24%，其中面颈部、后背和双上肢被深度烧伤。由于脸部留下大面积烧伤痕迹，这对只有19岁的付某打击很大。原本他想尽快拿到赔偿后就离开北京，但老板总说公司不景气让他等等，后来却突然翻脸，表示已经支付了10多万治疗费，不会再出一分钱。此时付某才知道自己已经超过了一年的工伤认定时效，即使想通过法律维权也非常困难。走投无路之时，付某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律师得知他已超过工伤时效，就采取迂回策略，先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要求公司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和期满后的待岗工资。律师向仲裁员表示，付某虽然未在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期间多次找老板要过工伤待遇，而且超过时效也是因为公司故意拖延，因此希望能对工伤待遇一并进行调解。在律师和仲裁员的共同努力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公司向付某支付7万元赔偿款。与此同时，律师认为付某受伤是因为空调突然爆炸，因此又提起了产品质量责任纠纷诉讼。在为该案调查取证期间，律师意外了解到公司曾为付某投过10万元的人身意外医疗保险和5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保险金54311元已经理赔，但公司并未将这笔钱给付某。为此，律师第三次帮助付某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返还不当得利，该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此后，律师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保额50万元的意外伤害险，但保险公司提出付某的伤痕面积未达到最低赔付标准，拒绝理赔。为此，律师帮付某提起了第四次诉讼，在诉讼中双方达成和解，保险公司同意理赔25万。通过四次诉讼，付某共获得37万余元的赔偿。付某因面容被毁，一度非常自卑，他很担心由于容貌的原因难以再找到新工作。拿到了这笔赔偿款后，付某返回家乡开了一家汽车装饰店，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还帮助其他年轻人找到了工作，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贾某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案中，贾某在河南某建设工程公司在郑州承包的某城中村改造项目工地从事油漆工。在粉刷油漆的过程中，贾某因脚手架倒塌跌落受伤，经诊断为多发肋骨骨折、肺挫伤。一万余元的治疗费由包工头支付，但此后包工头就不再接他的电话，贾某因此向河南省律师协会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案件后，指导贾某查询到包工头的身份信息，并收集到工友的证人证言，之后律师帮他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律师积极与对方协商，最终与公司及包工头达成和解，两被告向贾某当场支付各项赔偿3.7万元。虽然最终拿到的金额略低于预期目标，但能够当庭拿到钱贾某还是非常满意的。此后，贾某回到老家养伤，并在伤好之后用赔偿金和自己多年的积蓄开办了一家建材厂，生意很红火。
在朱某工伤案中，朱某在一家展览展示公司做普工。当他和工友在某博览中心搭建临时会议室时，由于脚手架倒塌导致其摔伤，公司支付了相关医疗费用，因拒付其他费用双方发生争议。此后朱某申请法律援助，在律师的帮助下认定了工伤，并经鉴定确认为伤残八级。之后，律师帮助他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要求单位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在仲裁审理期间，经仲裁员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公司一次性支付各项工伤待遇共计13.5万元，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拿到赔偿金后，朱某回到家乡开了一家熟食店。
2. 法律援助助力农民工安居城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条件、有意愿、在城镇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有序落户。”根据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统计，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约有1.4亿人。他们希望融入城市发展，在身份认同、权益保障、社会融合、价值体现等方面的诉求比他们的上一代要更加强烈。有些农民工多年打工早已习惯城市生活，通过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追讨欠薪和赔偿款，使他们有机会和能力在城镇购买房产，安家落户。
在赵某工伤赔偿案中，赵某从贵州农村来到北京打工，在某建筑工地做木工，可是工作刚一个月就被钢管砸伤，导致急性开放性颅脑损伤、颅骨骨折等，经鉴定为七级伤残。赵某在来北京之前一直都在老家务农，从来没走出过大山，用他自己的话说，字认不得几个，在北京待了几个月还分不清东南西北，这导致他在维权路上屡屡碰壁。当他申请法律援助后，援助律师帮助赵某主张工伤待遇，经过仲裁、一审和二审后拿到了胜诉判决，责令单位向他支付14.4万元。单位没有履行生效判决，律师又帮助其申请强制执行，后来法院从公司在建委的保证金中执行到全部案款。拿到赔偿款后，赵某回到贵州，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一家人从偏远的大山里搬到了县城，他也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对他来说，打工收入远远高于务农收入，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凭着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杜某工伤案中，杜某在某啤酒厂做上瓶工。工友在操作理瓶机时未注意杜某正在钩瓶，导致其右脚被绞入机器受伤，后经社保部门认定为工伤，并经劳动能力鉴定为伤残七级。公司未给她上工伤保险，杜某要求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和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等遭到拒绝，她因而申请法律援助。律师在受理案件后，帮助杜某计算了各项赔偿数额，指导其收集证据，并与公司进行沟通交涉，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公司一次性向她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和经济补偿金共计15万余元。2个月后，杜某拿到了全部赔偿款，后来在城里买了房，由于腿受伤无法打工，她还在城里租了摊位干起了个体经营。
3. 法律援助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中提出，要“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彩金项目自创立以来，妥善解决了3人以上的群体性案件超过5.6万件，有效避免了集体上访等情况的发生。在尽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同时，法律援助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贡献。
在牛某尘肺病赔偿案件中，牛某在煤矿工作得了尘肺病，他找过乡政府信访办、区政府，但都没有解决问题。为了能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牛某的妻子在区政府门口拉起了横幅，但这一举动不仅没有解决赔偿的问题，反而被公安机关治安拘留了5天。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律师介入后，通过起诉安监部门要求出具职业病诊断材料、打劳动争议诉讼确认与煤矿的劳动关系，取得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并最终帮牛某拿到了责令煤矿支付工伤待遇的胜诉判决。
在赵某等10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案中，赵某等人于2009年受雇于吕某在吉林省长春市某别墅区从事外墙保温工作，但在工程完工后，雇主吕某支付了部分工资，还有112.5万元未支付，仅在2012年底给工人们出具了欠条。这些工人都是外地的，原指望领到工资后回家过年，却因为欠薪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工人们因此多次到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府上访，甚至到北京上访，情绪激烈，社会影响极大。后来在信访局的建议下，农民工来到长春市双阳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双阳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为农民工办理了援助手续，并帮助农民工将吕某与违法分包的长春某建设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在律师的努力下，法院判决吕某支付10名农民工工资款共计112.5万，长春某建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在杨某等106名农民工欠薪案中，农民工受雇于腾冲某商贸公司旗下的一家超市。由于商贸公司从2016年4月开始拖欠工资，且在2016年7月因其他债权人起诉被法院查封，讨要工资无望的农民工多次到腾冲市政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局、司法局等政府部门信访，甚至围堵市政府大门，要求政府解决欠薪问题。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指派腾冲市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工作站抽调6名律师专程负责该案，在收集、固定欠薪证据后，帮助农民工提起了诉讼。考虑到商贸公司名下已无财产，且其已经被法院查封，农民工即使胜诉也很难保障其权益。为此，律师多方调查商贸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石某的进出账情况，查得石某多次将公司财产转移到自己账上，并且还私刻公司公章使用。律师因此将商贸公司与石某一并起诉，经法院审理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商贸公司承诺支付全部工资，石某则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可是，工资款并未如期到账，为此，律师又帮助农民工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但石某名下的一套100多万的房产已经在银行抵押，抵押款就有97万多。经过律师多方协调，最终在政府部门的组织沟通下，银行放弃了部分优先受偿债权，先行支付部分农民工工资。最终，106名农民工拿到了25万余元的工资款。
在这些援助案件中，有相当多处理过程非常复杂，律师除了要做好开庭准备外，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去调查取证、安抚情绪、帮助农民工投诉举报、寻求司法行政部门的合作等等，有的甚至还需要律师自掏腰包给农民工买食物、买车票，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虽然中彩金项目为律师提供了案件补贴，但不得不说，有些案件的补贴并不能完全弥补法律援助成本，律师的奉献精神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是中彩金项目得以成功和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原因。
中彩金项目创立至今，以保民生、享公平、促和谐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了资金运作安全、法律援助优质、服务购买超值和社会效益显著的目标。项目通过零门槛帮助农民工维权，帮助大量农民工追回了工资及赔偿金，确保农民工未因侵权而降低收入，稳定了农民工的家庭生活，弘扬了勤劳致富的社会正气。